儒林外史人物点评

发布时间:2019-10-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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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3-11-05展开全部吴敬梓(1701—1754),字敏轩,号粒民(现存吴敬梓手写《兰亭叙》中盖有印章:“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”),晚年又号文木老人,安徽全椒人。

 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,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。生活上,他由富裕坠入贫困;思想上,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。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,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,官僚豪绅、膏粱子弟、举业中人、名士、清客,他是司空见惯了的。他在这些“上层人士”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,豪绅的武断乡曲,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,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,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。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,那批“上层人士”的翻云覆雨的嘴脸,就很容易察觉到。他在《儒林外史》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,真是“如大禹之铸九鼎,神妙无循形”(旅云《钵山志》卷四)。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,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。

  他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,当时,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,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,但,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,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。雍正、乾隆年间,清朝统治者在逐渐武装起义的同时,就采用大兴文字狱,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;考八股、开科举以牢笼士人,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。其中,以科举制为害最深,影响最广,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,成为愚昧无知、卑鄙无耻的市侩。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,所以他反对八股文,反对科举制,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,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,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。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《儒林外史》里。他以讽刺的手法,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,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。

  《儒林外史》原本仅55回。根据程晋芳《怀人诗》,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(《春帆集》收《怀人诗》十几首,中有一首注:“全椒吴敬梓字敏轩。”全诗最后四句说:“外史纪儒林,刻画何工妍!吾为斯人悲,竟以稗说传。”),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。这个刻本,今已失传。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,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。

  《儒林外史》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。鲁迅先生评为“如集诸碎锦,合为帖子,虽非巨幅,而时见珍异。”冯沅君、陆侃如合著的《中国文学史简编》认为“大醇小疵”。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,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,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,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、恶劣的社会风习。这样的思想内容,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。加上它那准确、生动、洗练的白话语言,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,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,出色的讽刺手法,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当然,由于时代的局限,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,却把理想寄托在“品学兼优”的士大夫身上,宣扬古礼古乐,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,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。

  迨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出,乃秉持公心,指时弊,机锋所向,尤在士林;其文又感而能谐,婉而多讽: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。

  ……时距明亡未百年,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,制艺而外,百不经意,但为矫饰,云希圣贤。敬梓所描写者即是此曹,既多据自所闻见,而笔又足以达之,故能烛幽索隐,物无遁形,凡官师,儒者,名士,山人,间亦有市井细民,皆现身纸上,声态并作,使彼世相,如在目前,惟全书无主干,仅驱使各种人物,行列而来,事与其来俱起,亦与其去俱讫,虽云长篇,颇同短制;但如集诸碎锦,合为帖子,虽非巨幅,而时见珍异,因亦娱心,使人刮目矣。

  (《中国小说史略·清之讽刺小说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)

  我国科举制度古已有之,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,据记载始于汉代。以下各朝,在此基础上,或继承,或变化,但大体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。

 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,先要参加童试,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,录取“入学”后称为生员(清代有府学、州学和县学,统称为儒学)。儒学和孔庙在一起,称为学宫。生员“入学”后即受教官(教授、学正、教谕、训导)的管教。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(有月课和季考,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),又称为生,俗称秀才。这是“功名”的起点。

  生员分为三种:成绩最好的是廪生,有一定名额,由公家发给粮食;其次是增生,也有一定名额;新“入学”的称为附生。每年由学政考试,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。

 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,又称为大比。由于是在秋季举行,所以又称为秋闱。参加乡试的是秀才(生),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,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。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,第一名称为解元。

 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,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,又称为春闱。参加会试的是举人,取中后称为贡士,第一名称为会元。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。

 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。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,略仿宋代的经义,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,所谓代圣贤立言。结构有一定的程式,字数有一定的限制,句法要求排偶,又称为八比文、时文、时艺、制艺。

 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,考策问。参加殿试的是贡士,取中后统称为进士。殿试分三甲录取。第一甲赐进士及第,第二甲赐进士出身,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。第一甲录取三名,第一名俗称状元,第二名俗称榜眼,第三名俗称探花,合称为三鼎甲。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。

 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,榜眼、探花授儒林院编修。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,考论诏奏议诗赋,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,其余分别授主事(各部职员)、知县等(实际上,要获得主事、知县等职,还须经过候选、候补,有终身不得官者)。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(亦名庶常馆)肄业三年期满举行“散馆”考试,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、翰林院检讨(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、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),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,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。……

  “范进中举”这个片断选自《儒林外史》的第三回“周学道校士拔真才,胡屠户行凶查捷报”。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。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,到广州上任,先考两场生员,考完两场以后,第三场是南海、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。童生里就有范进,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,取得了第一名,人们称他为“相公”。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,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“老爷”。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,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,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。

 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,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,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。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,一种叫童试,一种叫岁试,《小姐姐的花店》。一种叫科试。童试,一般又叫做“小考”。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“童生”,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,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,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“秀才”了。范进是多年的童生,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。秀才每一年考一次,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,这叫“岁试”。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,叫“科试”。每三年考一次,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,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,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。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,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,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。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。

 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,它也有三种: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,即在子、卯、午、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。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,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,有资格做官了。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,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,可以取得一定官职,可以当县官、县太爷了。当然这个职位很少,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。举人的名额很少,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,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。这是第一种——乡试。接下来是会试。会试是紧接着乡试,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。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,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,到京城考试,叫“春试”,这就是会试。会试如果考中了,称为进士,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。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——殿试,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,大概在4月份前后。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,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,可以直接做官了。这是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,自明代开始形成的一套很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。

 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。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,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,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。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。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,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,有排比的段落,叫四比,后来又叫八股。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,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,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。所以在小说中说:“当今天子重文章,足下何须讲汉唐。”“汉”是指汉代的文章,“唐”指的是唐诗,汉代的文章也好,唐代的诗歌也好,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,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,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。

  以上是对清代的科举制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。知道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基本情况,我们就知道范进在科举仕途上的跋涉是多么艰难的,也可以知道范进在科举仕途上都学了些什么书,他学问上的训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。这是了解小说的一个基本背景,就是科举考试弥漫天下,八股文弥漫天下,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出现了范进这样一个很特殊的,但在当时又是很普遍的人物。

  范进是广东南海县人。小说对范进这个人物的描写分三个段落,第一个段落写他中举之前,第二个段落写中举之时,第三个段落写中举之后。通过这三个段落,我们可以看看在当时科举制度下,在以八股文来衡量人的学问、文章的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,一般的读书人、文人士大夫,他们的心灵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小说通过范进这个人很生动地揭示了当时读书人的心灵。

 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,范进中举之前。范进中举之前又分两个小段:一个是进学之前,就是考中秀才之前;一个是进学之后,即考中秀才之后。进学之前是范进经历的很漫长的阶段。小说写范进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应考了,在30多年当中,他经过十几场科举考试。他在小说中一出场,年纪已经是54岁了。从20岁到54岁,范进整整考了35年的时间。在这35年中,他经历了十二三场的考试,但他始终是一个童生,童生是刚刚起步,参加初试,还没有真正获得科举考试的名分。要有一定的名分,得是秀才,才算进了学。没有秀才的身份就不能进学,还是一个老童生。像范进这样的老童生在当时是很多的。小说前面描写的周进也同样是个老童生。范进也好,周进也好,他们名字都有一个“进”字,可他们通过这么漫长的科举道路的跋涉,却一直进不了学,小说这样描写是很有意味的。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人名,但名字中有一种意味。

  小说描写范进一出场,写他面黄肌瘦,花白胡须,穿着麻布的直裰,头戴破毡帽。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上旬了,他却穿着很薄的单衣,所以他冻得乞乞缩缩的,非常猥琐、非常悲凉的图景。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,进入考场以后,因为年纪大了,走路又不小心,磕磕碰碰的,把破衣服又扯破了几块。这是非常悲凉的形象。这种悲凉的形象一出场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,让人产生一种疑问:为什么范进从20岁到54岁一直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,一考再考?这要了解当时的实际状况。当时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境况,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路可以走,他所能走的路是非常狭窄的,就读书应举这么一条路。天下的读书人很多,这么多人都挤在一条小胡同里,为什么不去找别的路呢?比如去经商,去学医什么的。为什么就非得走科举考试这条路呢?因为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,这诱惑力就是,科举考试就像龙门一样,“鲤鱼跃龙门”,你跃过了它,就改变了一生,社会地位、家庭境况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但是你跃不过它,又怎么样呢?小说写范进,虽然这么多年的科举考试一直考不上,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进学这样一种最艰难的道路,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。从这里可以看到,当时的读书人的确是非常可悲的,当然也是非常可怜的。但他们到底有一种精神,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,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苦难、磨难,才能最后翻身做“人上人”。这是他们为什么能长时间地忍受外在的衣食之苦,也能长时间地忍受心灵上的磨难,内在的、外在的种种的压迫、种种的折磨,都得忍受,忍受的最后结果就是能够跃过这个龙门,成为“人上人”。

  那么,为什么范进这样的人,这么长的时间考不中秀才呢?问题出在哪儿呢?当时的人认为问题出在两个方面:一个方面是外在的,怎么我的文章很好,但考官看不上呢?所以只要文章能中考官的意就行了,要揣摩考官的意图,这是一方面的原因。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考生自己的文字能力,这也是很重要的。虽然八股文的写作是一种很古板、很死板、很教条的写作,但这种很死板的写作也能体现某种文学的或文字的才能,所以很多十来岁、二十来岁的人,也能考中进士。那么范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呢?我们看看小说中的描写:小说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:周进来考童生,已经有了一种先验之见,因为周进很长时间的科举考试连童生都没考上,后来他做生意的朋友为他捐款买得了一个秀才的资格,他才能考上举人,考上了举人他才考上了进士。所以他非常同情老童生,在考试中特别注意老童生。他一看到范进就油然产生一种怜悯的心情,觉得范进和自己的遭遇非常相似,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他特别关照范进。小说有很生动的描写:周进看范进的卷子,用心用意地看了一遍,但他感觉的是,这样的文字,都说的是些什么话!根本看不懂,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所以他心里想,怪不得三次都没有进学。但他想还是再看一看,所以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,而这一看看出点门道、看出点意思来了,所以又硬着头皮再看第三遍,看了第三遍后,他才恍然大悟,说了这样的话:“这样文字,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,直到三遍之后,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。”“天地间之至文”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文章了。那么好到什么程度呢?他说:“真乃一字一珠!”那一字一珠的文章他怎么第一遍就没看出它真金的闪光呢?这就很奇怪了。他也在讽刺自己,实际上文字到底有多好呢?读了一遍、两遍、三遍,要试官读了三遍才读懂的文字,恐怕未必是好的文字。看完后他就感叹了:“可见世上糊涂试官,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!”所以,别的卷还没看,他就给范进填了第一名,范进就中了秀才。

  范进的个人生活是非常贫困的,那么他的家庭生活又怎样呢?小说里又有一段描写:他住在茅草棚的屋子里,这个屋子破破烂烂的,没有什么家具,没什么豪华的摆设。他的岳父是卖肉的,叫胡屠户。本来卖肉的社会地位也不高,但在范进面前他有特殊的富态,因为他有钱,范进没钱,经常要靠他的资助,范进一家才能勉强度日。这个时候范进对他说:我中了秀才了,我想到省城里去考举人。胡屠户把他臭骂一顿说:你能考上秀才就是你的福分了,这就是你的命了,再想考举人,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别说吃天鹅肉,连天鹅屁也吃不到了。他看不起范进。于是范进悄悄地向别人借了钱,就去考试了。这是范进中举之前,主要写他的悲惨的境遇,同时也写了造成这种悲惨境遇的社会原因。

  下面再来看看范进中举之时,小说采取的是先抑后扬的写法。先写范进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,家里已经好几天没吃的了,母亲也饿得两眼昏黑看不见。无可奈何,他只好把家里惟一一只老母鸡抱到集市上去卖。这个时候有人说他中了举人,他根本不相信,被人硬拉回家来。一拉回来,便看到他家里高高地张贴了他中举人的报帖,这个时候范进不得不信,在这个信与不信的犹疑之间,他突然痰迷心窍,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,高声地说了一声:“噫!好了!我中了!”说完之后,他往后一绊就跌倒了,不省人事。人家把他灌醒后,他还是迷迷瞪瞪地,笑着就往外跑。这里有一段很详细的描写,对他的“疯”的描写。“疯”到什么样呢?疯到自己到集市上摔了好几跤,浑身血淋淋的,拍着笑着,还在一个庙的门口站着,满身满脸都是污泥,鞋也跑掉了一只,还在那儿拍着,一直叫:“中了,我中了!”范进为什么疯了呢?好好的一个人,这么好的事情,他高兴还来不及呢!原来这是喜极而疯,他盼望的中举这一天对他来说是十分漫长的时间,整整35年过去了,到第36个年头他才盼到了中举这件大事,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,他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。他只有原来的一次次考不上的心理准备,考不上再考,他没有想过一旦考上了怎样。一旦他考上了,脆弱麻木的神经无法经受巨大的欢喜,所以他是喜极而狂,喜极而疯。旁人也说:“他只因欢喜狠了,痰涌上来,迷了心窍。”欢喜过头了,一口痰涌了上来,迷了心窍。从这儿可以看出,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的确具有巨大的诱惑力,但同时对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巨大的摧残,这种摧残是潜移默化的,摧残到什么样呢?摧残到了人不像人的样子,丧失了人格,散着头发,满身满脸的污泥,鞋也跑掉了一只,还跑到集市最热闹的地方,在那儿当众宣布:我中举了!生怕别人不知道。他甚至都不相信自己中了。这种摧残人性的描写,让我们在笑的同时,心底也冒出一种悲凉。范进是非常可笑的,但更是非常可悲的。而且这种可悲不是范进一个人,在当时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。小说里描写,前有一个周进,这儿又有一个范进。这里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时候,而周进还没中举时,就几乎是疯了。他到南京看到举人考试的考场,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跨进那个考场,他一头撞在了考场中隔断的板子上,撞得头破血流,心里悲伤自己连踏进这个门的希望都没有。可以想见当时很多的读书人都要经受这个科举考试,很长时间考不上,但这是惟一可走的一条狭窄的路,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他也得走。

  中举以后的范进就不是一般的人了,这里头有个寓意性的描写。范进虽然身份低,但毕竟是个举人了,中举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呢?是整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变。范进疯了后,没有别的办法,只有打他两巴掌,让他把口里的痰吐出来,他就能够清醒过来了。那么由谁来打呢?谁也不敢打,只有请他的岳父胡屠户来打:他的岳父平时对他任打任骂是常有的事儿,刚才讲了,他在范进中举前还经常骂范进呢。可这个时候胡屠户也不敢打范进,他说,中了举可是老爷了,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了,不是随便可以打的。但现在为了救他,没有办法,非打不可,只好壮起胆来打了他一巴掌。这一打,范进就清醒过来了。可胡屠户的胳膊却像不听使唤了,怎么抬也抬不起来,隐隐作痛,自己看时,把个巴掌仰着,再也弯不过来。所以他明白了,文曲星果然是打不得的。范进还是范进,可是中举给他带来了整个身份地位的变化,像有神附身一样,整个身份就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。这当然是一种夸张寓意性的写法,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的一种普遍心态。这种普遍的心态造成一种社会舆论、社会氛围,在这样的氛围下,范进才会闷着头,一门心思地走科举考试的道路。因为这条道路一旦走成了,他就能够身价百倍。小说写范进在疯的时候像在梦里一般昏昏沉沉的,什么都忘了,可醒来以后他还能记住一件事,“我也记得我中的是第七名”,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,但中了举人这件事他是横亘于心,所以才逼得他疯了。相信又不敢相信,在巨大的心灵挤压下,他的精神承受不了。这是讲范进中举之时的情况,也是小说中最精彩的一段描写。

  那么紧接下来就是中举之后。中举后,顺理成章地,范进的地位发生了变化。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:“自此以后,果然有了许多人来奉承他:有送田产的,有送店房的,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人荫庇的。到两三个月,范进家的奴仆、丫环都有了,钱、米是不消说了。”又搬了新房。这又有一个问题:范进才刚刚中举,为什么这么多人给他送房、送钱、送粮食,甚至来他家当仆人呢?刚才说了,中了举人就意味着做官当老爷了。而在清代,做官当老爷就意味着发财。清代有句谚语,《儒林外史》中也写道: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。”范进中举就意味着做官,做官就有权,有权就可以发财。这么多人给他送钱、送房子,都是要求有报答的,就是他做官后,给他们一定的利益,大家都有利,这个利当然比他们原先送的钱财要多多了。从中也可以看出,中不中举是大不一样的。吴敬梓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贵为乡人畏,贱受乡人怜。”一贵一贱是身份的变化,是实实在在的权势变化。所以范进中举后,他和胡屠户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中举之前他要靠着胡屠户的救济才能生活,可是中举之后他就可以给胡屠户送银子了。他有权了,他是大官的“预备役”了,当然这也显示出了他的地位,体现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  范进自身地位的变化也引起了他人格的变化。当他经过了那么艰苦的科举道路的跋涉,终于做官以后,是不是更加爱护百姓,更加珍惜自己的地位呢?并不是,相反,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科举的跋涉,一旦当了官,他要找补回来,补偿他30多年失去的这些利益,所以他整个的性格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中举之前,范进是个唯唯诺诺、老实巴交的人,小说中描写“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”,自己吃不饱穿不暖,有点钱还想到救济邻居,见到平头百姓还和他们拱手作揖,和他们平起平坐,因为他本身是个平民百姓。那么中举之后呢,他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中举后连称呼都发生了变化。在中举之前,他称胡屠户是“岳丈”,是尊称,可中举之后,他称他的岳父为“老爹”了。虽然是长辈,但他的地位已经高于人家,他就不那么称呼了。小说第四回紧接着写范进一系列丑恶的表现。在张静斋的教唆下,他不顾戴孝在身,跑到高要县汤知县那儿去打秋风。在酒席上还扭捏作态,不肯用银镶的杯子和筷子,以显示守孝,用木筷子,可夹起的却是大虾元子,送到嘴里吃。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,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范进中举以后,他的人格被扭曲了,这种扭曲意味着他当官以后在仕途上将会怎么做,恐怕他会更多地去找回自己所失去的。那么对百姓、对国家,他究竟能作出什么贡献呢?这就很难说了。从中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是怎么选拔人才的,真正选拔出的人才又是什么样的。从范进中举前后的经历,从他人格发生变化的这样一种现象,可以看出当时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的精神面貌。

  鲁迅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:“其文戚而能谐,婉而多讽。”这从小说对胡屠户的描写可以看出来。胡屠户在小说中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,就叫做“前倨后恭”。前面非常倨傲,后面又很恭敬。当范进穷困潦倒的时候,他没事儿就骂他,甚至觉得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穷鬼,简直是倒了一辈子的运。这么多年,不知道贴了多少钱去资助这一家人,因为这是他女儿家,没有办法。他说:“不知我积了什么德,才让你考中秀才。”范进向他提出考举人的时候,他破口大骂,把范进骂了一个狗血喷头,吐了一口痰到他脸上,说:“不要失了你的时了!……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‘文曲星’……像你这尖嘴猴腮,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。不三不四,就想天鹅屁吃。”口气非常傲慢。可是在范进中举的时候,他把范进送回家,看见范进的衣服都破破烂烂、皱皱巴巴的,一路上不知给范进的衣服扯了多少下,想把它扯平了。小说写范进中举后送给他银子,他当时就吹牛说:“我的这个贤婿,才学又高,品貌又好……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,毕竟要嫁与个老爷,今日果然不错。”他的嫌贫爱富表现得极为真实。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,才有范进不懈地跋涉在科举的道路上的表现。当然这里也写出胡屠户这个特殊的人,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写。

  小说还有一个很生动的讽刺,也是描写特别精彩的,就是对范进本身的描写。讽刺有不同的程度,较低程度就是诙谐的笑,较高层次是像火一样非常辛辣的讽刺。在范进中举前,作者主要是写他既可悲又可怜;在范进中举之后,作者则更多地采用“婉而多讽”的写法,没有直接写他,而是通过他的言论和行动揭示出他的丑恶内心,这时候更多地是用冷峻的讽刺的笔调,不留情面地揭示他内心的丑恶。特别是第四回,写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后来又中了进士,中了进士更是忘乎所以。本来没有什么学问,但是他到处卖弄自己的学问,让人家对他仰慕,甚至恬不知耻地说:“苏轼是我朝的普普通通的人,凭什么大家都夸扬他呢?”他连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都不知道。就是这种淡淡的描写,通过人的言论,人的行动,揭露了他既无知又无耻的嘴脸。这体现了作者对科举制度扭曲人的人格、心灵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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